我眼里的中国

Original 维港三公子维港三公子 2023-03-02

童年

我像中国很多普普通通的80后一样，出生在西南部经济没那么发达的二线城市。

父辈们大多是公职人员，也是热血的共产党员。爷爷是在建国初期随军南下自愿到广西工作，遇到了奶奶，然后才有了我们这热热闹闹一大家子人。

爸爸对中国共产党由衷地满怀着澎湃的情感，小时候给我讲起抗日，说到毛主席的故事眼里都会有光。

但对年幼的我来说，中国共产党是历史上抗日战争故事里的先烈，是新闻联播里每晚必提的中国领导人，是歌曲里赞颂的英雄，离我的生活很远很远。

我的童年很安稳，住的是一室一厅串联的老房子，妈妈会用煤火做饭。妈妈说我小的时候就好动，他们手忙脚乱做饭的时候，用沙发家具拼命挡着我的路，但我还是能轻巧地从厨房一路爬到最那头的阳台，再跌跌撞撞地爬回来，只用短短几分钟，头发散乱手脚都乌黑黑地朝妈妈炫耀地一笑。

爸爸在家总是没事就哼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颂党的歌从小就是我成长的主旋律。但我依然觉得中国共产党是成人世界里的词，我依然度过了一个政治敏感度不高的童年。

80后的心里多少有“慕强”的影子，我们刚好经历”国外的月亮比中国圆”的媚外时代。我们出生的时候，邓爷爷刚刚在中国南海画了个圈，改革开放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在中国南部推进。我们经历的是中国在以未来30年世界工厂的角色在中国南部的迅速崛起，这个过程里无可厚非地出现了大量工业在大规模转型过程中的抄袭，作假，伪劣等，为了最大化个人短期利益的违规操作。

但我们不理解。

当年但凡有叔叔伯伯出国，带回来国外的任何纪念品从吃的，到生活用品，到电器工具，都是冒着新鲜的气泡的，让我们爱不释手。

我们那时觉得，好像国外的月亮的确是圆一些。

出国

高中时候我由于严重偏课，也从有限的渠道中听说国外的花好月圆，天天叫嚣着要出国。爸爸知道我任性而骄傲，没有多劝什么，凑足了钱就开始帮我办手续。

那时家里已经搬了两次。爸妈的单位在公园旁边，我有可以自己布置的房间，大书桌向着公园的树林，高二的同学已经开始有高考的紧迫感的时候，我在玩玩闹闹地准备出国。

2002年2月离开那天是爸爸生日，我从香港转机再飞往伦敦，当时标准带的行李30公斤，爸爸给我准备了恨不得满满当当60公斤东西。爸爸说，“国外的东西是好，但是贵，你看着点花钱。”

刚踏出国门，果然一切繁花似锦。同时，海外信息泛滥，你也会不经意看到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对中国，其中无法各种恶意揣摩和评论；你看得到视频上，真枪实弹似乎的确是朝向了群众，但你无法理解当年的政治背景和在历史的车轮下孰是孰非。

现在回想，我内心对党的感情也遵循了每个人成长时青春期里对长辈谆谆教诲的态度，从顺从，到质疑，到反抗，再到从纷杂的现实里跌跌撞撞出自己的判断。

十几岁的我们受在单一的政治体系下成长了多年，忽然暴露在过于多元的环境里，我们是困惑的。当眼前的媒体和政治意见跟你从小到大接受的文化教育相悖的时候，你的内心是焦灼而迷失的。我的心里也无数次产生过质疑，是不是我们真的被蒙蔽了双眼？我们生活在自己媒体营造出来的假象里？

而当我们尝试以中国留学生的身份，跟欧美人民解释我们理解所的计划生育，我们理解的体制，以及我们切身感受到逐渐变化的生活的时候，你发现海外有庞大的人群，他们不但不认可拥有14亿人口所要面对的无数历史遗留问题，他们甚至连你认为逻辑上合理的国策他们都一概不买账。

在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我孤身一人在英国学习生活。当时的长途电话一点也不便宜，五英镑是我打一小时零工才能赚到的钱，最多只能聊个十多分钟家常。爸爸除了问平安和学业，还总是非常老套地再三嘱咐我：无论何时何地，都要爱党爱国。

身处异乡，我并没有像爸爸担心的那样，被各种反对的声音同化。恰恰相反，更加自由的土壤，更加丰富的信息来源和感受，让自己的有了更客观的判断。

2008年初，BBC/CNBC屡次报导西藏情况失实，多次恶意描述中国关于“人权，民主”的言论在欧洲广大留学生中引起轩然大波。万名留学生戴上口罩，在BBC总部进行静默示威，从日初到日落，一站就是8小时。当天的晚报出来的时候，我看到头版的照片上，自己目光坚毅地站在队伍的最前排。

同年奥运火炬欧洲传递，意外频出。我们作为留学生，脸上带着无比的骄傲，守护在传递奥运火炬的街道两边，亲眼目睹藏独不法分子以各种暴力手段尝试破坏队伍，甚至试图抢夺火炬。中国残疾人运动选手金晶以娇小一人之躯，全力守护火炬，不法分子没有得逞。

5月汶川地震，我们在党的海外组织的强大号召下，海外学子自发捐赠大量物资运回到祖国；我们虽然远在海外，但心却在党的团结下空前地凝聚起来。

2008年的多事之秋，中国内忧外患，但我自己知道，至此以后再多的鱼龙混杂的言论和信息都没有关系，即使没有誓言，但是我的心里有了深深的骄傲和信仰。

香港

2009年，两大国际投资银行雷曼和贝尔斯曼轰然倒下，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伦敦金融城的工作屈指可数。

已经在英国学习生活了九年的我，手上拿了香港和深圳不同两家公司的招聘合约，面临抉择。当年深圳的平均房价不过小4000，香港一个月工资能买上好几平。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当时明显各方面更具竞争力的香港。

我曾经长时间地觉得香港给了我巨大的归属感，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土地上缔造过一个又一个财富的传奇。这个曾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你可以半夜在兰桂坊喝完大酒出来，酒意阑珊地放心穿街小巷地回家；可以凭自己的努力勤奋，日积月累挣到未来。

而仅仅10年后，香港这颗东方明珠仍以自己的方式璀璨着，但却也的确像歌词里唱的那样“已经沧海桑田”。

如果说2014年长达半年之久的“占中运动”，让我们每天在中环搬砖的金融民工走过路过觉得无法理喻；那么2019年中开始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短短几个月发展到失控的打砸抢烧港暴行为，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

若不是身处维港，可能没办法理解我们的痛心疾首，那种亲眼目睹一个你视为人生下半场会为之奋斗的家园，会在最繁华的地铁站看到大群黑衣人拿着棍棒涌出，在中环看到打砸抢，看到一连串商铺银行身处火海，在住宅区的某个大型商场忽然间安静，成群结队戴面罩的年轻人面目狰狞地叫嚣着从身边奔跑过去……

我们会临时被学校老师火急火燎地电话催促接小朋友回家，因为附近有黑衣人在集结示威，在家附近的街上走要紧紧拉着小朋友的手，叮嘱小朋友不可以再在公开场合说普通话。

资本并没有因为政治和公民意识形态的激烈冲突而影响流转，我大部分时间依然照常上着班。但我笔下却没有停止对香港这个家的痛惜，写下多篇关于香港的文字《香港的昼与夜》《香港，我们曾经安放的青春》《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曾读到过非常睿智的一段话。

“就个人而言，守住国土，不发生战争（内战和入侵），是我对自由民主的底线。在两者平衡之间，我愿意适当放弃一些个人自由，将这一部分的自由交给国家，让国家更好地保护主权和人民。”

而西方无止尽地鼓吹“自由和民主”是没有这样的格局和理智的。

我们也曾将港政府与大陆的体制在心里做对比，赞颂过港政府在管理的执行力和队伍的公正严明。但在面对巨大冲突和民生安全的时候，即使香港警察已经拼尽全力竭尽所能地维护着市民的安全，港政府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选择了让百万民生遭受威胁的软弱的方式与恶势力妥协。我和我的家人，第一次在香港，觉得不安。

香港的示威游行起起伏伏数月我也没有确定会带着小朋友离开香港，直到朋友一文《我花了725港币，买了香港通识教材》横扫各大媒体，我才意识到不止是这一代港人，可能下一代，再下一代在教育上面的冲突都无法缓和。

11月的某天，我按时去接小朋友放学。在幼儿园门口，大宝要好的小伙伴跟打打闹闹他难舍难分，我就顺势跟小朋友的妈妈打个招呼。我看到小朋友妈妈身上穿着的黑色Tshirt上赫然印着支持香港暴徒的标语。

那个周末，全家商议迅速做出了决定。无论香港有着多优良的教育资源，但是我无法接受小朋友被教育的是西方那套说教般的“自由和民主“，与我们有着水火不和的价值观。

我们毫不犹豫地就把两个小朋友搬回了我离开了近20年的南方的家。

今时今日

2018年起美国开始以“应对中国军工企业威胁”为由，签署行政命令，将华为、中芯国际、中国航天科技等多家中国企业列入投资“黑名单”，禁止美国人与他们进行投资交易。

同年11月科创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启动，“科技强国，国产替代”将毫无悬念地成为中国下一个时代的主旋律。

2020年5月，美国政府步步紧逼，进一步公布“禁止向华为出售使用美系设备的芯片的制裁方案。”9月，美国政府又对中芯国际施加了出口限制，限制国际供应商向中芯国际供货。

困境之下，国产芯片也加速实现了突围。

我曾参加过国内某家芯片公司的融资路演。已经市值近40亿的公司，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

创始人是清瘦的中年男子，衣着简单，说流利的英文，一开口就知道是90年代初留美的高材生。他站在台上说起自己已经成立了近20年的芯片公司，眼里都是流光溢彩：“中国一定要实现先进制程芯片的完全国产化。”

本着这一初心，2008年创始人带着斯坦福博士的光环和多年在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实操技术毅然回到国内，从零开始组团队，从最低端的技术开始突破。

当创始人聊起十多年前的至暗时刻，还是忍不住神色黯淡：“像芯片这样投入巨大，收益周期超长的项目，长年资本不愿意碰。最苦的时候，我和我夫人把国内和海外的房产统统抵押换了资金周转。“

“我也是这两年才知道我的公司那么值钱的。”创始人最后调侃道。

我心里一暖：这真是一个久违了的好时代。

我们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如今的中国的土地上，每一种热爱都会被认可，每一种情怀做到极致都有机会被时间铭记。

新世代的年轻人，他们的出生成长，刚刚好是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的过程。在他们心目中，中国优秀和强大毋庸置疑，他们亲历并目睹中国国力日益强盛。对他们来说，没有中国当年只是世界工厂时，品质层次不齐的刻板印象。他们见证了无数中国品牌的崛起，他们的心目中国货就是最好的，真真实实的物美，且价优；今天的年轻人对中国模式和发展道路认同度极高，为国家几十年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他们的视野是把自己和国家荣誉联系在一起的”星辰大海”。

不止于硬科技，中国还具有全球最完整的供应链，最大的人口红利，仅仅依靠内循环新生代的强大消费力，就能让无数优秀的国货品牌在这片欣欣向荣的土地上横空出世。

听到过一位前辈曾这样形容“自由”：

“小时候不觉得先贤们有多了不起，一切不过是时代大势下的必然；工作之后逐渐感悟，光是坚持初心就已经耗尽心血，那么成就一个时代的荣光是何等艰巨且伟大。“

不得不承认，前辈睿智。

我们也是成家立业之后才深有感受。年轻时候也觉得中华大地上怎么有那么多的不公平，不正义的事情在眼前发生。礼法何在？后来结婚生子，为人父为人母，才知道经营好一个小家都尚且不易，一个两个娃都手忙脚乱一地鸡毛，何况是管理一个有个千年历史百年基业的泱泱大国？

前几天，中国电商的一代传奇蔡崇信先生在采访中，面对主持人重提针对中国的人权和民主的恶意套路，微微一笑，自如地应对，“什么人权问题，你必须讲得具体一点。”

接着蔡先生坚定而坦然地说，“我亲眼所见，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他们的生活每年都在变得更好，他们很满意这样的生活。“

对啊，今时今日，如果你去问中国的父母，“你觉得孩子会生活得比你们好吗？”

大多数人都会毫不犹豫的说，“会的，一定会的。”

这句话，就是我们中国人民自己给出的，“关于国家，关于党” 最质朴而温暖的回应。

今天早上是举国欢庆的建党100周年庆祝大会。

当世界的其他角落还无一例外地紧急战备着第三波疫情的强攻时，在我们中华大地，天安门广场上却在举行无比盛大的中国共产党100周年的大型庆典。